《周易》文化中的精髓对后世文学的影响

《周易》文化中的精髓对后世文学的影响


  《周易》是我国古代的经典名著,是群经之首,我国思维的源头,华夏哲学的鼻祖,民族文化的先河,乃至是汉语的先声,民俗的总脉,是集众家之长,和百家之说的一部巨作。始创于伏羲氏,“古者包牺氏之全国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所以始做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1]相传由周文王或在周文王的指导和倡议下编成的,首要反映了西周初期的前史面貌,后来经过世人的弥补润色,逐渐系统完善,最终构成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周易》。


  《周易》表面上简单使人认为他是一部占卜、算卦的书籍,其实不然,算卦并不是他的实质方面,从底子上讲是一部立道设教的书,道是《周易》之体,卜是《周易》之用,实质是在道。其道可归纳为“阴阳”。《系辞•上》曰:“一阴一阳之谓道。”[2]“易以道阴阳”[3],也便是认为世界的底子规则便是阴阳两方面对立一致的运动改变。《周易》里面用阴阳爻两种符号构建成自己的系统,体现对世界一分为二,对立一致的认识。“是故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4]“太极”是世界的原始状态,“两仪”在法象上指的是六合,也便是阴阳的坚持,由“两仪”生出的“四象”便是阴阳向背,方位上看,“四象”是上下左右,或东西南北;从季节上看,是春夏秋冬。“四象”生“八卦”,“八卦”为乾、震、坎、艮、坤、爻、离、兑。“八卦”发生今后,“因而重之”,把两个爻卦重叠起来,六爻为一卦,发生六十四卦,以此来阐明杂乱的天然现象和社会现象。其首要内容包括两方面,即《经》与《传》。《经》是《易》的原文,是《周易》的核心内容,《易传》是解说阐明《经》的,最早、最具权威性的是相传孔子所作的《十翼》。有了《十翼》,《周易》才干据文通释,《十翼》包括《彖上传》、《彖下传》、《象上传》(又称"大象")、《象下传》(又称"小象")、《系辞上传》、《系辞下传》、《文言传》(文言是解说二卦经文的言语)、《序卦传》、《说卦传》、《杂卦传》。《周易》以其内容的广泛性、哲理性和对天然、社会的独特认识为后世学者所推重和开展,也为后世文学的开展发生了深刻的影响。 


  一、对古典文论言语观的影响


  《周易》高度重视言语的功用与价值,《系辞传上》乃至把言辞与象征世界奥妙的卦象混为一谈,声称“极全国之赜者存乎卦,鼓全国之动者存乎辞。”可见言辞具有强壮的社会感染力,可以使远者近者都发生激烈的心里感应。《系辞传上》又说:“正人居其室,出其言善,则千里之外应之,况其迩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则千里之外违之,况其迩者乎?”关于言语社会感染力之本源,后世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解说说:“辞之所以能鼓全国者,乃道之文也。”[5]


  《周易》还提出言语表达应该持有“诚”“信”“慎”等正确态度。后来儒家、法家都比较重视社会标准与次序,而唯有儒家对社会标准与次序的重视深化到人们思维言语层面。先秦儒家几位大师,如孔子、孟子、荀子等,都曾发表过许多标准言语使用的重要定见。


  《周易》不只要求言语表达应该持有正确态度,还明确提出“言有物”“言有序”“辞文”等言语表达的底子原则。 


  《家人》卦《象》说:“正人以言有物而行有恒。”《艮》卦爻辞“六五”说:“艮其辅,言有序,悔亡。”“言有物”“言有序”合而言之,便是强调言语要有思维内容,要有条理。这仅仅对言语沟通功用的朴素定见,但清代桐城派方苞引申说:“春秋之制义法,自太史公发之,然后之深于文者亦具焉。义即《易》之所谓‘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谓‘言有序’也。”方苞将“言有序”与“言有物”对举,认为“言有物”指文章要有思维内容,“言有序”指文章要讲究方式技巧,使“言有序”与“言有物”思维具有了文学理论的价值维度,引起了尔后文学理论家的注意。

 二、对文学思维的影响

  《周易》是一种巫术文学,而《易传》的哲学思维包含了某些文学观念,或者为某种文学观念提供了解说的根据,《周易》的文学思维大可归之为“崇尚天然”,“原道”,“文质偏重”,“真善美”等。


  (一)崇尚天然 
  《易经》中的八卦原是模仿天然而画的,《系辞》曰:“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此为以事物的形象解说《易》。《系辞》又曰:“(庖牺氏)仰则观象於天,俯则观法於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於是始作八卦。”此为阐明《周易》之创造起于天然,其文学观亦源于天然。章学诚《文史通义 •易教下》说:“《易》象通于《诗》之比兴。”正阐明晰这一点。他又认为《易》象包容了“六艺”,“六艺”中一些比方及象徵的描写都归于“象”,他还说:“有六合天然之象,有人心营构之象…心之营构,则情之变易为之也;情之变易,感于人世之接构而乘于阴阳倚伏为之也。是则人心营构之象,亦出六合天然之象也”。其所谓“人心营构之象”,即指经过想像,发明构成的形象,这种形象乃至奇幻到难以想象的程度,然而它毕竟出自六合天然之象[6] 。其天然主义与人文主义相融通之理,陶渊明,李白之诗天真天然也是受其影响。


  (二)原道 
  《系辞传》云:“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易经》的形而上学便是道学。道有天道,地道,人道,天,地,人谓之三才。每一才以两爻表明,故每卦有六爻。“六者非它也,三才之道也”,云:“道有改变,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杂,故曰文。”所以文(包括文章、文学)是渊源于三才之道,这便是所谓的原道。而《易》道中的动态形上学,即为变,《系辞》曰:“《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又曰:“生生之谓易”,《正义》的解说是:“生生,不绝之辞,阴阳变转,后生次于前生,是万物恒生,谓之《易》也。”这种母题对我国文学作品影响甚大,如《三国演义》第一回开首即说:“话说全国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三)文质偏重 
  孔子的文学观,认为“文质彬彬”,方为优良的文学作品,《论语•雍也篇》曰:“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正人。”所以《革卦 •象传》说:“大人虎变,其文炳也,正人豹变,其文蔚也,小人革面,顺以从君也。”《易传》将“文”看作礼仪准则的体现,很符合儒家关于“文”的观念[7]。后世把“文质偏重”的观念用于文学创造上,刘勰《文心雕龙 •情采篇》:“圣贤书辞,总称文章,非采而何夫水性虚而沦漪结,木体实而花萼振,文附质也。虎豹无文,则同犬羊;犀兕有皮,而色资丹漆,质待文也。”尔后文质偏重之观念,对后世文学理论创造影响巨大。


  (四)真善美 
  文学的爱情要求真,思维要求善,而方式一定美,故其境地为真、善、美。而《周易》中早已有真善美的启示,《周易》中虽未呈现真字,但真者,实也,呈现实字十次,大畜卦《彖辞》曰:“大畜,刚健,笃实,辉光,日新其德。”笃实,意为笃厚朴素,即表现正人德性之真。“善”字在《周易》中呈现十六次,如《乾卦•文言传》:“元者,善之长也。”即有夸姣之意。至于“美”字则呈现五次,《坤卦•文言传》:“正人黄中通理,正位居体,美在其间,而畅於四支,发於事业,美之至也。”故《周易》的真善美实为后世文学的最高境地。


  三、对文学理论的影响

  (一)天人思维 
  《易》是从天然的法则傍边去推知人类日子的含义。由这种“推天道以明人事”的底子观念出发,此为“天人思维”之来源,《周易》中之“世界”,可以用“八卦”来涵括,而“八卦”之制造,实际上即包含了前人对“时空”的观念,如此,把世界和六合打成一片,从而可以参与六合之化育,这便是“天人合一”的精力[8],也可以说是人生最高的理想境地。这种天人合一的思维,对我国文学款式和内容上的影响,造就了“情形交溶”的特征。人们在情形交融的境地里视自己与天然万物为一体,影响到文学创造,如写景就著重于“情形交溶”,要将天然的景象与自己的情绪溶为一体,使天然之中有我在,我之中有天然在,我和天然成为一体[ 9]。


  而《周易》中“阴阳结合”“乾刚坤柔”,有着稠密的艺术和审美的性质。“天人合一”的底子思维,人与天然的夸姣一致也构筑了我国的传统审美观,构成我国美学的基础[10]。


  (二)阴阳思维 
  《庄子•全国篇》曰:“《易》以道阴阳。”在庄子的观点里,《周易》为言“阴阳”之书。阳具有刚大的性质,趋向於动;阴具有柔小的性质,趋向於静。在卦象上,《乾》卦全由阳爻组成,代表天,天是动的,具有刚健的性质;《坤》卦全由阴爻组成,代表地,地是静的,具有和婉的性质。曾国藩在《圣哲画像记》中云:“西汉文章,如子云相如之宏伟,此六合道劲之气,得於阳与刚之美者也。此六合之义气也。刘向匡衡之渊懿,此六合温厚之气,得於阴与柔之美者也。此六合之仁气也。东汉以还,淹雅无於古,骨少颓矣。韩柳有作,取杨马之雄奇万变,内之於薄物小篇之中,不诡哉。欧阳氏曾氏,皆法韩公,而体质於匡刘为近。小章之变,莫可穷诘,要之不出此二途,虽百世可知也。”[11]“乾刚”“坤柔”为万物的底子,这两股力气不断地改变,而生成万物,因此《乾彖传》云:“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云行雨施,品物流形。”《坤彖传》亦云:“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坤厚载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系辞传》云:“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以体六合撰,以通神明之德。”可知,阴与阳并不能以二分法强加分开,它们只有阴阳成份多寡的问题罢了,并无绝对阴,绝对阳的道理。文学作品多取与天然,其理亦同于前;所以我国文学方式的作品;如诗、词、曲等类,大多有豪迈,婉约之别,阳刚,阴柔,皆源于此。


  (三)变易思维 
  《周易》共六十四卦,以《乾》《坤》为首,《乾》代表阳,《坤》代表阴,一阳一阴便是世界改变创生之底子条件。六十四卦,以《既济》、《未济》二卦为终,旨在阐明世界改变无穷的道理。而这透过六十四卦之错综改变,启示人生的种种吉凶祸福,《序卦传》云:“有六合然后万物生焉,盈六合之间者唯万物,故受之以《屯》。屯者,盈也;屯者,物之始生也;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蒙者,蒙也,物之也。物不可不养也,故受之以《需》,需者饮食之道也”。《周易》经过六十四卦之摆放次序,阐明晰人类社会各种改变的状态。以道推知人事,故世界的变易甚足为人事之标准。而《周易》所具有之生生不息的变易思维关于子孙的文学理论及文学创造有极大的影响,在文学开展的规则傍边,每个年代,都会随著那年代的政治,文化,社会等的外在改变要素而有所异数,而所表现出来的文学作品亦有著不同的特征,诗歌,文章,辞赋,词曲,均有所以盛的原因,在它们开展到了盛极的阶段,而开端势微时,即有别的一种新兴文体继之而起,取而代之,此乃文学演变之由,也是其变易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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